群星璀璨荟红楼
文/王兰顺

        在近、现代，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东城地处北京的中心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北京东城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现代的北京史乃至中国史。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三一八、一二九，到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运动都爆发在北京东城。而纵论这些事件或运动对我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莫过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了。
作        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在当时不仅是“雄视一方”的西式建设、高等学府，也是名人荟萃之地。自德高望众的蔡元培先生1916年任北大校长后，主张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对新旧思想实行“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时间，云集北大的著名学者不仅有胡适、辜鸿铭、钱玄同、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等，还有很多国内闻名的专家如李四光、马寅初、翁文灏、沈尹默、马叙伦、陈垣等，而一大批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也都工作在北大红楼，使这座高等学府更显群星璀璨，使当时的北大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和传播的基地。由于开展新文化运动，北京的思想界、学术界非常活跃。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在红楼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五四”运动后不久，又在此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范鸿劼、刘仁静等成为了小组的初期会员。
        “五四”运动中更走出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热血青年如傅斯年、罗家伦、黄日葵、许德珩、谭平山、匡互生等。今天，当我们回味那波澜阔的“五四”运动时，仍被那些爱国主义的行为所感染。“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賊，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这些振奋人心的诗句似乎又耳边回荡。的确，北大红楼不仅是科学文化的摇篮，也是一座革命的摇篮，这里不但有中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也培养出了无数革命志士。“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誔生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虽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旧址，但红楼被定为国家文物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被保留下来。今天的北京大学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名人、学者，但我们仍然不可遗忘历史上的老北大，更不可忘记那座具有光荣历史荟萃群星的红楼。现在，红楼已辟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坐落在东城，是东城的骄傲。

永恒的风景
文/陈平原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缥缈；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抗战胜利后，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好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而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年12月30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打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止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青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这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北洋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惟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惟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予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

建设者的姿态
        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五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七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至于持论过苛。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胡适的大起大落，最富有戏剧性。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
        对于理解胡适的政治理念，新版“文集”中有两本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收入第五卷），一是新结集的《胡适时论集》（第十一卷）。前者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当年印了四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该书不只抽象地讨论人权、宪法、思想和言论自由，更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至于作者的立场以及著述的宗旨，在序言中，胡适借用周亮工《书影》中鹦鹉救人的故事，略作表白：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可惜这种“救火”的心情，左派右翼都不买账：或判其“扰乱治安”，或讥其“小骂大帮忙”。不过，依我的浅见，除非你抱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凭良心去救火（很可能不自量力），还是比“袖手旁观”或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为好。
当然，真要“救火”，就必须考虑从何处入手、用什么手段、采取哪种策略，方能最有效地控制火情，而不是畅谈“火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如何从根本上杜绝火灾”。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之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具体标志便是邀请若干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教授，共同创办《独立评论》。
        在《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再次表白，其议政乃出于知识者的良知，基于“独立的精神”，故不党不派：
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独立评论〉引言》）
        所谓“负责任”，即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以及二十年代的《新青年》，四十年代的《观察》，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奇葩，因其体现了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独立姿态———尽管各自的文化理想及政治设计不同。
        报刊文字，若非结集出版，很容易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即便胡适这样成名很早的“闻人”，也不例外。翻翻《胡适时论集》中所收录的1918至1960年胡适发表的时评、政论、杂文，你会发现，适之先生并非永远“一团和气”。
        据说，适之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晚年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容忍与自由》，最能显示他这一特征。其实，热衷并擅长演讲本身，也与胡适的思想方法大有关联。“演讲”不同于“独白”，很难强求“深刻”，也不便“特立独行”，需要的是思维敏捷，逻辑清楚，语言通俗易懂。而这些，恰好是胡适的拿手戏。谈胡适，不兼及其影响巨大的众多演讲，无论如何不恰当。对于理解胡适来说，“自传”固然重要，日记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以为《胡适留学日记》早已公开刊行，并产生巨大影响，乃完整的“著述”，不同于作者生前藏于密室的“日记”。胡适自己称，他之所以公开“留学日记”，就因为“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袒露了“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胡适留学日记·自序》）。

更多请见《北京时间》200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