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性”难移

        我在昆明长大。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小学生时的昆明。那是一个空气特别清新、鸟声四时不绝、盘龙江和滇池水清鱼跃的迷人世界。要是当时生态就被破坏得这么严重，儿时就不会那么痴迷自然，上学时我或许会是个稍微老实点儿的孩子。回想，每当算术教师拿教鞭指着黑板，用念经一般单调乏味的声音，一步步推导着严谨的算术式时，我的耳朵就开始听到窗外各种各样的声响。我能分辨各种鸟叫。就在教室的屋檐下，燕子吱吱叫着，扑动着翅膀，在忙碌地造窝；一阵鸽子的哨音，使空气颤动起来，一会儿，渐渐恢复平静；一只惊鸟鸣叫着，从那片树丛上飞过；远处什么地方“笃、笃”的声音，是啄木鸟忙碌地在劳动……一、二、三，我为它默数着，声音停止了，又开始了……突然，半空中响起了我的名字，我仓皇地站起来，盯着黑板，却不知该对听得懂的语言如何回答了。
        常常是趁同学们伏在桌上做题，老师也转身在黑板上自得其乐地标点什么的空子，我从窗子翻出去，一口气跑到郊外。我坐在草地上，守着牛群、马群，或者在浑浊的泥潭里与牛泡在一起。打开算术本，想到若要在上面留下一页正确的算术题，要花不少时间，而画满一本，却只消一会儿工夫，于是我经常把算术本变成了“图画本”。夕阳西下，牧人归去，我还会拿着“图画本”，依依不舍地跟在牛群马群后面走。
        父母没少为我生气。其实，他们忘了，大概正是秉承了他们所给的遗传基因和家庭教育，我才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是个花鸟动物画家、雕塑家。他自己小时候，住在大山深处的独家村里，常常坐在门槛上对着山林出神，直到被管家嫂子的厉声吆喝唤回到贫苦的人世中来。母亲是生物教员，达尔文进化论诚挚的宣传者。他们不仅告诉我，也告诉其他孩子们要热爱动物、热爱自然。因此，我两三岁刚能歪歪斜斜地跑，就学着马奔的样子，在院子里兴奋地狂奔，弄得鸡飞狗跳，也不足为怪。
        我是“秉性”难移了。18岁，成大人了，进了艺术学院附属中学。我又一次“逃学”，而且，走了一年。当时有个难得的机会，有一批搞创作的同志，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我正好与他们同去。我想，通向艺术殿堂的道路多种多样，在学院学习、画石膏像，是一种方法；到大自然中去，获得自己的感受，画自己心爱的动物，也是一条路，而且更符合我的意愿。就这样，我背着画箱，离开了学校。

开远风情和勐腊坝风光

        我们乘火车，经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到开远，又坐长途汽车到个旧。然后，从个旧的山峰阿德波一路下行，沿途的景、物、风俗变化很大。开远，还有些法式建筑。楼梯是硬木的，很陡。房间装着百叶窗，室内光线很暗。街上有越侨开的咖啡馆，那么浓的咖啡，我竟醉了。
        在开远，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个印象很深的对比情景。在前街散步，看到一队牛帮，牛驮着货物，脖子上系着铜铃。铃大小、长短不同，音色也不同，随着不紧不慢的步子，铃有节奏地响着，仿佛奏着很有风韵的牧歌，还透着一种与赶牛人很和谐的默契。这里的滇南民俗风情真比欧洲巴比松派的农村风俗画所显示的更浓郁、强烈。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取出画笔，画了些速写。当我绕到后街，却看到了一个屠牛的场景。那里是屠宰场，几个人用脚一下子把牛绊倒，很熟练地把牛头翻过来。“屠夫”左手拿着一把稻草，右手执着牛刀，挥刀下去，牛头几乎被割去一半，手中那把稻草立刻塞上去，堵住喷出的动脉血，牛几乎毫无挣扎，只是牛在刚被赶进来时就有预感似的，默默地流眼泪……
从阿德波山峰先坐长途汽车、后坐马车一路下来，热带植物渐渐多了。车绕过无数山，沿公路盘旋而下，可见四山环抱中的绿色河谷盆地，又叫坝子，这便是中越边境的勐腊地区了。这儿有条清澈的勐腊河，河上有独木舟顺流而下，舟上站着傣族水手。秀丽的竹楼间，到处是一丛丛美丽的凤尾竹。这里怕的是横行的“瘴气”，说“瘴气”造孽，实在是给山间飘动的白云一个极冤枉的罪名。所谓“瘴气”，其实是蚊子传播的疟疾。
        平坝里，最壮观的是大青树。好几个人合抱的粗大树干，树叶茂盛，伸展如巨大的帐篷。有趣的是，树上还长着芭蕉树，这个嫁接的功劳应归于栖鸟，它们将芭蕉种子带到大青树上。平坝虽是平地，但路也不很好。溪流一条接着一条，都是清澈见底的，极浅。我们要赶路，鞋脱了又穿，不值得，索性穿着鞋趟水，这样鞋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有的地方，灌木丛生，要用砍刀开路。马背上驮的行李、油布包被划出一条条口子。
        我们一行三人，除了我，还有搞音乐的老马和作家老李。我是个年轻人，走路不成问题。老马也是个善走的人，他还是春城环城赛跑的第二名。苦了的是老李，他爬到马背上去了，可马专爱走草木茂盛的地方，他又不懂及时弯腰低头，有时马钻过去了，他却被上面的藤蔓挂住，双脚在空中一蹬一蹬的，手里拿着的游记也掉下去，顺着脚下的溪水漂走了……
        河边有一种叮人的小黄蝇，叮的时候没有感觉，叮完了肿得厉害。途中，我们和文工团舞蹈队来体验生活的一群姑娘相遇。开始时，她们穿着鲜艳的短裙，没两天，那些线条优美的腿就被咬得不成样子了，简直像傣家竹楼边的“霸王鞭”(常绿灌木，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一种刺状植物)，苦不堪言。结果，姑娘们不得不到供销社去买劳动布裤子。
        一路上，吸引我的动物很多。我们有时可以看到成群的猕猴，或抓着藤悠来荡去，或蹲在树上吃着野果。在一个新建的边防哨所歇脚时，战士们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猴子们大概躲在不远的树丛里，仔细看过战士们洗漱、整理内务。一次，战士们外出归来，看见一群猴子在营房里，有的拿着牙刷往嘴里捅，有的在照镜子，有的把蚊帐放下来，跷着腿躺在里面。还有的用刮胡刀在脸上乱刮，弄得满脸是血还不肯罢手，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猴子的确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它们的探索、好奇无止境，可惜又没进化到能彻底弄明白的地步。我曾看到过一个情景，一只猴子受伤后结了痂，猴子们都来关心地瞧,并把痂揭掉，大概想看看那下面有什么，弄得那受伤的猴子直叫。当猴子被猎人追赶时，会抬着被打死的同伴一块儿逃。它们停下来看看它，风一吹，猴毛一动，它们又继续抬着往前走，直到死猴发臭。也许，在它们的感觉中，死和睡着是一回事……

傣家人

        平坝里景色绚丽，我们的目标却是深山里苦聪人的居住地。路程很长，有马帮驮着行李，但路要靠自己的脚一步步走。
        老马是个胃口极好的人，每到一个公社食堂，不仅食量惊人，而且总把人家的米汤都喝光。如果有人问起米汤的去处，他用手一挥，含糊过去，顺便将我们也囊括在内。每到下午，他就不停地动嘴，叫人不由联想到草堆后面牛的反刍。但一切音乐、音响，对他可不是对牛弹琴。每到一处，他总是拉着我，去听傣族的“赞哈”，听瑶族的山歌。他一路走，一路做了好几支笛子，不停地模拟听到的鸟叫。那位作家老李，是装着好几本中外著名游记和指南针下来的。不论走到哪儿，对什么都要考证个为什么。但他也很可怜，我们三人中间，他的血独得跳蚤喜爱，哪怕在老乡家睡一个午觉，他也要爬起来抖七八次跳蚤。每次睡前，他几乎都要全副“武装”起来，把衣服袖口、裤口全扎住，甚至还戴上口罩。但有一次刚起床，我们还是发现他的嘴唇被咬肿厚了一公分。还有一次，我们坐在火塘边海阔天空地聊天，我看到跳蚤得意地站在他的眉毛上，我一把捏住，不敢先嚷嚷，否则他会吓得神经过敏地跳起来。
        我们乘独木舟过勐腊河。起先，还是在坝子里走，穿过一个又一个傣族寨子。在此，人不施肥这土都能榨出油，种上个石头也会开出花来，一切都在滋生、繁殖。有句笑话，说是在外地不生育的妇女，到这里来能生双胞胎。确实，这里的傣族老乡可是人丁兴旺，往往是几代同堂，尤其是在过去搞“基本口粮”、评工分的年代里，人口增长率更高。傣族人聪明好客，待人礼貌，黝黑的皮肤，厚厚的嘴唇，双眼皮大眼睛，身材结实硬朗而微显瘦。妇女一般丰腴苗条，皮肤细腻，许多像苏加诺藏画上的形象。中午，在寨边的溪旁，常见到男人在摸鱼，妇女在水边洗浴，并不回避人，显得自然质朴。我们刚去就碰上过旧历年。过年时，我看到一群妇女在一起喝酒。畅饮之后，她们又哭又笑。我听不懂她们的语言，但这气氛使人觉得神秘、深邃。我一打听，才知道她们是在回忆青年时代的爱情生活，回想当年和恋人在芭蕉林中追逐嬉戏的情景。我不由问起她们的丈夫，她们用手指指村东头那块墓地。我一下醒悟，原来她们的丈夫都已长眠于地下了。傣族人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有一次，我去区里开会，发现不少妇女坐在竹凳上，嘴在不停地嚼动着，“血”从嘴角淌了出来，每人面前都流了一滩“血”。一问才知道，她们原来在嚼槟榔。槟榔里拌有烟草和石灰，能起到消暑和保护牙齿的作用。

啄木鸟和蜜蜂

        我们穿过一片又一片热闹的亚热带雨林。老林遮天蔽日，走一天几乎看不到太阳。偶尔，阳光割开浓密的叶层射进来，光线在树叶几何形的交错中成了一簇簇或一颗颗的“星星”，风一吹，叶一动，就变幻闪烁起来。多像童话里的境界啊!它不像白天也不像夜晚，比白天神秘莫测，比夜晚透明真切。树林里各种鸟的鸣叫构成悦耳的林中交响乐，啄木鸟则用它的啄木声打着节奏。它是鸟类中的实干家，总是站在树上不停地啄木。它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这样站着，为了对付藏在坚硬树质中的小虫。这样，它就成了我的老实“模特儿”。我可以细细地观察它：坚硬的嘴，强壮的头、颈、肌肉，厚实的头骨用来吸收震动，硬挺的后尾支持身体；它的舌头也极有趣，其实是一个有弹性的长肌肉组织，由下颚向上，绕向头后进入右鼻，只用左鼻来呼吸；它钻好洞后，就靠这个奇怪的长舌去舔出深藏的虫子。它获得“森林医生”的美称，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啄木鸟类的技巧，是历经不知多少个千千万万年进化而来的。
        我对蜜蜂也进行过细致的观察。那是在一个苗族寨子。令我意外的是，这个寨子的人信基督教，孩子们都会唱圣歌。这里还真有个英国式尖顶小教堂！那些不惧困苦的传教士，居然把上帝的“福音”带到这么偏僻边远的地方！但使我记忆深刻的，还是那些小小的蜜蜂。这儿养的蜜蜂很多，花也很多。正是春天，漫山遍野都是花，绿树几乎被深深浅浅的各种粉色的桃花还有一大片、一大片雪白的梨花所覆盖。中午，花间是一片嗡嗡的翅翼颤动声，一个个毛绒绒的小身体忙忙碌碌地钻来钻去。人们认为蜜蜂是母权社会，其实是个误会。这是个非常平等的世界。它们用独特的蜂舞，彼此传递信息，完全平等地参加大事的决定。工蜂，从它咬开六角形的蜂房那刻开始，就忙个不停。有10天，它当养母，喂养年幼的弟、妹；第二个10天，它清洁蜂巢，增筑蜂房；第四个星期来到时，它开始飞出巢，不辞劳苦地到处寻觅花蜜、花粉，直到老死或被敌人所杀。仔细观察，所有的工蜂都在自觉地劳动，没有也不需要一种蜜蜂专为监视别的蜜蜂而生存。而在人类中间，却有那种只在监视别人而不“酿蜜”、不营造的同类!

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上了山，路更难走，景色也更壮观。最奇幻的是云。傍晚，云一朵朵落入山涧。清晨，当太阳的金光射出，像无数手指，将沉在深涧底的云气轻轻抓起；随着太阳在山后升高，云气又像被拉起的一道道纱帐；云形成了，却像缠绕山腰的绸带，终于成了笼罩一切的雾；当太阳从山顶喷薄而出时，光芒四射，云雾又被压在一起，成为脚边翻滚的云海……
        缠绕着山的云，是几个少数民族居住地的界限。云彩下，是平坝里的傣族；云间，是哈尼族和瑶族等；而生活在高山顶上的苦聪人，则住在云端之上。我们路过这些不同民族的寨子，风俗迥异，像周游列国。哈尼族住的是茅屋，结构粗犷，不像傣家竹楼那样秀气，显出民族性格的差异。山寨很美，清凉的山泉，用半片半片的竹子从山中引到寨边。妇女们用装有竹筒的篓子背水。她们很善于这样背，从山里收工回来，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一边走着，一边还能在膝盖上搓线。过独木桥时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第一次看到，会认为是在耍杂技，住久了才知道“杂技演员”在这里很普遍。我们在这儿吃苦笋，啃食用酒糟糟过的各种各样的兽骨。  
        再往上走，经过一个平顶瑶的寨子，这是瑶族的一支，大概以每人头上顶块方帕得名。同一少数民族的不同支系，打扮各有偏好。在坝子附近，我还见过红头瑶。他们的头发都拢到头顶上，里面插根小棍当支柱，外面用蜡封住头发，又裹一层红布，好似顶个尖尖的红辣椒。我还到过一次“麻风寨”。西南边疆，有麻风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患这种病的人和患恶性疟疾的病人，都被称做“琵琶鬼”，或被烧死，或被赶出寨去。这些人聚在一起，成了一个寨子。其实，常常是一人患的病，一家人一齐跟来。怪了，好像亲人们也不传染，过得很自在、安然。这儿的居民同样好客，而且很和善，但当时我很紧张，摸了一下凳子，洗了好几回手……哈尼族和瑶族的人们豪爽敦厚，体格粗壮结实。他们常常负重爬山的小腿，与宽宽的肩、厚厚的胸部很协调，不会显得头重脚轻。他们比大城市跳点“迪斯科”、在健身房练练哑铃、基本不步行的青年美多了，怪不得后者要靠穿嗽叭裤来掩饰小腿肌肉退化之缺陷。
        山越爬越高。山区与坝区的海拔不一样，气候不一样，自然植被也发生了变化。芭蕉看不见了，全是阔叶林和竹子。一天之间能看到富于变化的景象，这在华北大平原是办不到的，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

“金竹寨”苦聪人

        终于，苦聪人的寨子“金竹寨”出现在头顶上了。时值下午，我们爬上最后一个瑶族寨子，准备休息一夜再往上爬。老李和老马已经累得说不出话，倒在竹床上睡了。我还不觉着累，抬头看看，离山顶似乎很近，看得见苦聪寨的缕缕炊烟，听得见狗叫鸡鸣和舂米声。看看太阳，依然高高地挂着。我从马背上卸下画箱和手提包，给他俩留了条子，就一个人往上爬。看起来直通顶部的山路，走起来却弯弯曲曲。走来走去，离山顶始终还是那么点儿距离。太阳却不知不觉地溜到大山背后，剩下几道金黄的余晖，而余晖像把半开的扇子，仿佛被大山后一双无形的手一收，很快地消失了。
        天黑了下来，还只是听得见狗叫鸡鸣。我突然想起这一路来听说过的一句话：“听鸡叫，走半天。”唉，都到了这步田地，只有继续向上走，已经走到什么地方我也弄不清楚。有时，我明明踩在积叶、枯藤覆盖的松土上，却不料一脚踩空，发现自己竟骑在一棵从坑底长起的树尖上。有时，又踩在含着水的腐叶里，像踩在海绵上，鞋也湿了……画箱和提包越来越沉，我找了一棵好辨认的大树，把东西寄放在树上，继续往上爬。在这个生平第一次去的原始部落里，我们有个熟人，一个叫白大的小伙子，是在区上认识的。他很不简单，曾作为苦聪人的代表乘飞机到北京参加过国庆观礼。聊天时，他跟我说，苦聪山离北京并不远，不到半天就到了，可我们苦聪山骑马要走好几天。他还说毛主席的寨子没苦聪人的大。因为苦聪人的寨子随耕地的变迁不断移动，屋顶的茅草一干就搬家，满山都有寨址。在苦聪人眼里，他们也是不得了的。过去，苦聪人除非去换盐换物，一般不下山，他们认为下山就会遇到瘴气。其实他们没有染上疟疾，是因为蚊子难飞到他们所居住的这块高地的缘故。我边走边本能地拼命大声唤白大，其实白大是听不见的。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我靠近了寨子。这时，我再也不敢吱声了，开始全身着地，小心地尽量不出声地匍匐前进。因为我听说，苦聪山的狗特别凶。我爬到寨边一个小屋旁，突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门去，马上回身把门顶住。就这样，七八条恶狗的鼻子已经撞在门上。狗吠声顿时响遍全寨，我用木棍死死顶住门。回过头才看清，在火塘边坐着几个年轻的苦聪姑娘，正呆怔怔地瞪着我，吃惊不亚于突然遇上天外来客。屋里的姑娘惊魂未定，而我正在尴尬不知所措的时候，屋外传来一阵喝狗声音。随即，门“吱”一声被推开，接着闪进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来人是白大。这时，我像见到救星一样，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原来，白大发现我一个人走了，不放心，随后匆匆赶了上来，正巧碰到我尴尬的一幕。问明情况后，又打着火把，下山去取我的画箱和提包。
        我实在太累，倒在火塘边就睡着了。等再睁开眼，好家伙，我被一大群人紧紧围着。他们像城里人看动物园的珍稀动物一样瞧着我。我爬起来，头一下撞在低矮的茅草屋顶上，躬下腰往外看，屋外也站着人，连寨主酋长白老头也拄着根棍子来看我。他们说是看“北京来的人”，我索性坐下来，让大家看。第二天，老李和老马也爬上来了。我们的住房互相间隔着四五个茅屋。头两天，我们被狗分割开了不能轻易聚合。我一看，这儿的狗怪不得极凶，是跟狼串种的，尾巴总是夹着。寨子间有许多竹桩，人很难走，但全村的狗或者可以叫做狼，能在几乎一眨眼之间，全部集中到出事地点。没有苦聪人陪着，我们实在无法招架。我们只好扒开屋顶的草，伸出头打打招呼，问个早安。为赢得狗的好感，我把妈妈给我带的最后两个凤尾鱼罐头，全部“赏赐”了它们。这些“杂种”，吃的时候不像狗那样会感激地摇摇尾巴，而是一声不响地夹着尾巴狼吞虎咽，吃完照样咬你！虽然我为它们画了许许多多不错的“肖像”，可狗还是毫不动情!这样一来，上厕所成了一件最叫人头疼的事。就我所见到的，少数民族寨子里几乎没有正规的厕所。开始很不习惯，后来也随遇而安。可到这儿，连门都没法出，就真麻烦了。前不久，写《五朵金花》电影剧本的女作家季康曾爬上来住过两天，没办法上厕所，只好请两个苦聪小姑娘拿着棍子陪同。我们是堂堂的男子汉，怎么能开这个口？第三天，老李实在受不了啦，举着根竹棍子去解手，刚一会儿，狗就围了上来。他抡起棍子打了几下，棍子一端被一条狗咬住不放，其余狗趁机围上来，他只好往回逃。我刚要出去援救，恰恰看到一出绝妙的戏剧性场面：只见他端着竹棍没命地往回逃，狗在后面紧追。到门口，他只想往屋里猛冲，哪想，那棍竿子横拦在门口，一个强有力的反弹，他竟被反弹出去，来了一个后空翻，身子落下正好砸在先追上来的两条狗身上。所有的狗都惊呆了，它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招儿……住久了，出入总算容易了，但上厕所依然是老大难。因为这儿的猪、狗、鸡都吃人便，不管你装得多么体面，甚至提着画夹装出去写生的样儿，这帮东西准会紧紧追来，直到把你逼到树上。 
        吃饭也同样困难。到的第二天，我走进一家，看到全家人正围在火塘边吃什么。一时看不清，只闻到一股微焦的怪味儿。走近一瞧，竟然在吃老鼠！整只的烧老鼠，还用锋利的指甲撕开老鼠肚子。过了一天，我吃饭时，嘴里突然吃到一条滑溜溜并有弹性的东西。从嘴里拉出来，就着火光一看，竟是老鼠尾巴，还能清晰地看到那上面一层细细的绒毛。我差点儿吐出来，又怕违反民族政策，等他们一走，一下子全吐了，找块芭蕉叶包了扔出去。对他们来说，老鼠是上好的东西。女人产后的滋补品，就是一只田鸡，一只老鼠！顺便说一下，这儿的老鼠大极了，晚上人睡着了，它敢爬到被子上，压得你做恶梦。老鼠还会啃人指甲缝中的残物，这还不够，还要舔人嘴唇上的油。老鼠深挖洞，会积粮，而且不逞强，见人就跑，繁殖能力很旺，要打它还有个“投鼠忌器”。看来，它是与人类斗到底的、最可恶的哺乳动物了。我痛心的是许多善良的如鹿、兔、熊猫等“中立”动物竟被人类征服到快绝灭的地步。 
        苦聪人吃的菜，其实是他们的祖先用生命尝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主食是用木甑蒸的苞谷糕。他们的苞谷舂得很讲究，人只吃三分之一，即苞谷粒靠近发芽处那一点(含维生素极高)，其余部分都喂猪。盐用得很少，珍惜盐的历史已经促成了他们口淡的饮食习惯。过去，苦聪山上没有盐巴，要靠背着猎到的熊掌、鹿茸下山，放在路边，等人来换盐巴。由于他们没有衣服，便躲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假如来人拿了东西而不留下盐便走，背后准会招来从弩上射出的箭。
        对于吃菜，他们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苦聪人是苞谷蒸上了，才提着弩出去，菜在树上找（指鸟和松鼠）。傣族则是米焖在锅里，才挽起裤管出去，菜在河里找 (指鱼、虾、螺等)。
        住久了，对苦聪人的了解更多了一些。由于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苦聪人没有私有观念。他们时常今天你家有苞谷就吃你家的，明天他家有就吃他家的。这里没有货币流通，更没有粮票、布票、粑粑票；这里没有盗贼，不用锁门；你在路边丢了衣服，过半个月一个月仍在，会有人把它挂到显眼的地方，甚至衣服经日晒雨淋褪了色，可口袋里的东西还在；这里没有环境污染和道德污染。
        苦聪人由于祖祖辈辈在老林里流浪生活，常年与野兽、疾病作斗争，艰苦环境的锤炼使他们身上只有基本筋腱组织而没有多余的浮肉。黄铜般刚毅的脸上，有着一双明锐的眼睛。眼睛多单眼皮，与整个脸型十分协调，很像古代石刻造像，显得典雅肃穆。尽管环境艰苦，但苦聪人不患心绞痛，不患脑血管病和神经官能症。这里看不见大腹便便的形象，看不见肥胖的脂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力量、敏捷、速度和更难得的耐力。苦聪人开朗豪迈，宽厚仁爱，这些都是造物主对他们的恩赐。怪不得老李感叹地说：看来健康还在于运动呢!过去，苦聪人穿的是芭蕉叶、兽皮，天极冷时，就围着火塘坐着。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以火为衣”。到1958年，—个工作组去搞调查，才送给他们哈尼族的衣服和毛毯。
        苦聪人生存能力很强。一生下来，先放在芭蕉叶上，不论天多冷，等大约一炷香的工夫，不死就养着。这点像色雷斯人和吉卜赛人，为了适应艰苦的环境、动荡的生活，不得不用“优生学”对种族进行自然选择。他们很少吃药，患病需靠神灵“显灵”(指少数民族中以迷信方式治病)。有一回，一个苦聪人肚子疼，我带的药用完了，只有一个“十滴水”的空瓶。我用泉水洗洗瓶，给他喝下去，竟然好了。不过，那多半是精神疗法。他们总认为我们是适应能力较差的人，因为我们是“白脚杆”，他们看不起。他们的脚也真不得了，全是光脚生活，茧厚得要命。一天，我在火塘边给一个苦聪姑娘画头像，突然嗅到一股胶皮的味儿，我想这儿决不会有电灯线着火的事，低头瞧，她的脚后跟正在冒烟，她站在未熄的炭星上，却毫不知觉。
        这儿过去是原始氏族，婚姻倒是一夫一妻制。不过，未婚青年的男欢女爱也是合情合理的。也真行，年轻人白天出工，走那么长的山路，干极繁重的原始劳动，晚上几乎还能不睡，打着火把，男追女跑，笑声不绝。只是在白天，偶尔倒在田埂上睡睡。当然，这里的人寿命不是很长，因为晚上他们抓紧“活”了。
        我在这里住了半年，有时到区政府能收到学院里同学们的来信，谈他们的学习、娱乐、参加画展什么的。我一点儿不感到后悔，相反，我觉得过得挺充实。白天，我和猎人们一起去打猎或与大家一起去劳动。苦聪山的山路真难走，山很陡。用他们的话说，坡能碰到鼻子。深涧上横着砍倒的树，开始我怎么也过不去，可是苦聪人却能逍遥自在地在上面走来走去。
        休息时，我给他们画肖像。对于画像，有的封建观念较强的民族称之为“勾魂”。说人的魂会被画笔一笔一笔勾去。而苦聪人则不怕，他们很乐意让我画。小伙子们还拉着我根本拉不开的硬弩，让我画。这使我很感动，也锻炼了我的笔法，画得更准、更快。
        由于狗的封锁，时间一久，我的胡子没法刮，留得很长，脸也洗得少，只有嘴唇周围一圈是白的，抓苞谷糕的几个手指头是白的，眼白是白的。苦聪人叫我“草猫”(苦聪语，即“大伯”的意思)。下到区上休整，才有机会到江里游个泳，脸白了许多，但胡子仍在。山下有个傣族人问我有几个小孩子了(当时我20岁），我才知道20岁在这里不小了，人家有十三四岁就结婚的。加之我个儿高胡子长，怎么不叫人家以为你是“老波桃”(傣族话，指“大伯”)呢！而且在这里，胡子的长短或者胡子的有无还是判断年纪、资历的重要标志，然而对谈情说爱就极为不利，怪不得开会时许多男人都在耐心地咧着嘴拔腮帮上最后几根变曲的毛呢。
        在苦聪山生活很艰苦，也很有意思。惟一使我特别难受的是烧山。大火一片、一片连成一条火龙，吞食着一片片的原始森林，小动物被烧得四下逃窜，有的被烧死……我为之特别痛心，曾想和苦聪人讲一讲别烧山，但这是没有用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西南边疆山区里的少数民族普遍使用，他们祖辈一直这样过，现在还这样过着，要他们改，绝非易事。
        在大自然中，我感到宁静、自如，能够沉思自我。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找到完成自我的道路。
        我认定，我的选择没有错……更多请见《文明·北京时间》人文珍藏特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