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熙坤速写》前面

        我初次认识袁熙坤同志，是前年的事。那时他从祖国的西南边陲来首都不久，在一位画家的家里，他展示出一大叠画稿，我一看，全是动物，有用炭笔画的，也有毛笔画的。
        这些画后来经过挑选，以《动物速写》为总题目出版了。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一批速写，没有特别地留意。后来由于本职工作的关系，我也注意到了这些作品销售量不小，而且销售得快。“总是反映了客观需要吧。”我心想。
        往后，我和袁熙坤同志的接触多起来了。我发觉他谈锋很健，思想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即以本行业务绘画来说，古今中外各种题材、各种样式的画，他也都爱好而且有独特的见解。“可是，他却选中了动物！”这倒使我有些不解。终于有一次我问：“你怎么专门画起动物来？”
        这一问，小袁似乎早有准备。他回答得很快：“我认为与其随波逐流地涂抹，不如为科学服务。”这回答，在他说来是早有准备的，在我竟一时摸不着头脑。
        于是，小袁告诉我：
        ——他说的不肯“随波逐流”是指的不愿跟随过去10年中一股不正的文风。回顾10来年前，小袁逐渐独立掌握绘画技能的那段时期，也正是那股不正的文风大肆泛滥的时期。他要用辛苦掌握的技巧画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事物，那股风却像魔影一般追随着他。这同小袁热爱真实，爱好独立思考的性格是多么格格不入！他感到很难过。终于，他下了决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去过一段鲁滨孙那样的生活”，离开了喧闹的城市，来到一个朝夕与动物为伍的环境，成天和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禽打交道，诚心竭力画自己爱画的对象。
        对于画动物，袁熙坤早已培养起浓厚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家庭环境。他的父亲作为一位著名的雕塑家、画家，创作过许多令人心醉的动物作品。小袁从开始学步起，就受到熏陶，爱学小马的奔跑，老虎的扑跳。年岁再大一点，他跟着父亲到野外写生。他的父亲的朴素、优美的画风，给他以很大影响。他从开始学画起，就养成了良好的观察习惯，注意研究动物的骨骼、解剖、生态，由画简单的轮廓发展到细致入微地描绘对象。另一方面，家藏的中外美术作品也滋养了他的艺术禀赋。在许多珍品中，他尤其喜爱伯力的雕塑和徐悲鸿的奔马。
        小袁的艺术花蕾是在一个阳光雨露充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过，当不正之风日益阻碍发展时，他便毫不犹疑地要把自己的动物画“为科学服务”，这应当说是他学习、思索的结果，表明了思想的日渐成熟。

        他所说的“为科学服务”，我体会除了使自己的绘画与普及科学知识等相结合之外，还包含着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实践检验这一层意思在内。前一点，他实行了，曾经做过许多动物研究用的绘画，并且为电影《中国古人类》做过全部动物雕塑。后一点，他也付出了许多的劳动，实践着自己的主张。
        我们知道，中外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画家，都曾把艺术自觉或不自觉地同科学联系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是把自己的艺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的大师。中国古代的画家，仅以画动物来说，就得出画马要“以马为师”、“胸有全马”、“胸中有千驷”的认识。有的画家为了画猫，爬到屋顶上观看猫群；有的画家为了画老虎，不畏艰险到深山筑屋长期观察，“心传目系”地吸取对象特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致力于“形神兼备”的动物画家，几乎无不在观察、研究、分析上下过一番苦功。
        袁熙坤如何忠于他的描绘对象，看他的作品就可以了然。他的创作态度勤奋，在边疆做动物考察时，在炎热的原始森林中顶住蚊子叮、小虫咬，每天坚持画十多个小时。为了画马、牛的速写，经常每天骑自行车往返40公里路。另一方面可贵的是，他的勤奋精神是同严肃的写实手法密切结合的。他对于自己笔下的飞禽、走兽、家畜，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勾取大要，不屑于仅得“皮毛”舍弃了“骨法用笔”，而总是毫不苟且地忠实于它们的本来面貌。
        自然，这里说的“本来面貌”不仅指外貌相似。袁熙坤的动物速写一贯地在形似的基础上致力神似——简练、概括地突出对象的主要特征。再有一点：他虽然认为一个画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定专业，但是他也认为一个学有专长的画家要多方博取，才能深入与提高。循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他的进一步的成就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主张艺术要同科学结合的画家，没有忽视艺术的形象思维的特质，而是尽力把他的艺术建立在更加坚实宽广的基础之上——事情正是这样。
        （此文为沈鹏先生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熙坤速写》画集所写的前言）

生之初   
 
        每当我登高临远，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类之广，我常常产生一种对万物生灵的无限恻隐之心。也许只有我陶醉于这种远离尘嚣、宠辱两忘的境界之时，我更接近了大自然的真、善、美的本性。我不是佛家众生平等的信徒，因为那样博爱的理想太遥远了，但我却总幻想着地球上生命之间的结构，应该越来越趋向于和谐与美好，这千万年所形成的弱肉强食的局面，将被新的、友爱的生态平衡所代替。倘若我们把萨陀那太子舍生饲虎的美德，作为一种人类同情心的理想境界，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发生射杀天鹅的悲剧。一切垂绝的珍禽异兽也就得以繁衍滋生，这其间不少生命的造型、色彩和线条之精美绝伦，简直是自然所创造的奇迹，它们使一切艺术家惊叹不已。
        我想起所有生命的童年，无论凶残到如虎狼,威猛到如鹰鹫,平和到如麋鹿，柔弱到如兔羊，它们的眼神都充满了天真、稚气、信赖和无邪。这是生命单纯而美好的时节，尽管它十分短暂，但却告诉我一个接近真理的推论，就是生之初，性本善。随着岁月递嬗，即使这一切似乎泯灭殆尽的时候，动物还会时时有美好本性的闪光。这在不少深知动物的传记作家如布封或杰克·伦敦的作品中都有最生动的描述。我竟曾经为了一只饱受凌辱、含辛茹苦、命途惨烈至极的犬狼“白牙”流下过同情之泪。所以当我们对生物不知其珍的时候，不要对它们妄下结论，动辄剿灭。既然我们有能力诱导恶人为善，我们就更有理由对意念混沌的动物宽大为怀。
        袁熙坤同志与我有这种精神上的共鸣。在他的绘画中深深地蕴藏并闪烁着这种思想。在那令人遗憾的十年浩劫中，他到边陲的密林中，过着鲁宾逊式的生活。自幼的家学使他对动物画有独得之厚，这时他又拿起了画笔，为各种动物传神写照，深入其里，至于其情，与它们忧乐与共，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爱恋。于是他的动物速写，除去形神兼备之外，还富有了自己的灵魂，这就是所谓借自然的杯，以浇胸中坎垒。一旦画家的意匠能超越物象之外，他的画境立刻升腾。最怕的是心为形役，甘作大自然的奴仆。然而，这其中必然经历积年累月的惨淡经营。艺术的硕果，不会凭空到懒汉之手。
        袁熙坤主张以形写神，臻于意造之境，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规律的。画史上记载的戴嵩之于牛，韩干之于马，赵佶之于孔雀，曾无疑之于草虫，易元吉之于猿的穷年观察、深刻描绘，乃是艺术家虔诚而恳挚的佳话。这种传统同样在山水、人物画领域中为画家推重。倘若不能状尽物象的形貌，如何能奢言气韵；倘若置物象的结构于不顾，而妄用笔墨，则笔墨又何所依附?我想，袁熙坤同志的勤奋劳动和一丝不苟的探求，对那些视绘画为游戏、自夸天才颖异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至于袁熙坤的速写用笔，我以为能用恢宏磅礴的气势去描绘精微的感觉，颇得韩昌黎“宏中肆外”的要妙，是具有大家气象的。我相信，他的艺术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这正是我们新一代画家的骄傲。

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现代社会，油画民族化与中国画的现代化，其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个看似过时的问题其实仍然在困扰着中国美术界。一个世纪以来，无数画家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探索和尝试。袁熙坤即是其中一位目光敏锐并且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画家。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发掘时代精神以及开创个人风格方面，他的成就都值得关注。中国艺术追求心灵的寄托,即情感的本体化，如何安顿中国艺术家富于激情的、困惑的、挣扎搏斗的心灵，只有依托自然。袁熙坤在一本个人著作中写道：“……各种动物天然的造型、色彩以及‘个性’之美，是大自然所创造的奇迹……使我在画笔下不由地深深倾注了对动物和自然的爱恋，忘却了人世间的荣辱炎凉……”正是这种“荣辱皆忘”的境界，使他的作品具有大气豪放而又纯净空灵的美感。
        在袁熙坤近期的油画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绘画艺术中线造型手法最大程度的继承和发扬。他用线果断自由，追求造型准确和气势连贯。动物的生命体现于“气”“力”两方面的统一，从猛虎的头顶到尾梢，贯穿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如果“气”断，“力”则无从表露。袁熙坤笔下线条的功能即是赋予“气”一种流动的韵律，表现在动物皮肤下涌动的生命力。他依靠线条的虚实变化和动感来塑造真正复活的动物形象，这不是连续动作中一个简单的画面定格，而是整个运动过程中扣人心弦的一瞬——它暗示着过去与未来。那些洗炼流畅的线条，往往是画家一挥而就，从不在琐碎的描摹中丧失灵性。对线条的自如运用，来自于深厚的国画功底。袁熙坤自小受父亲——国画家袁晓岑先生教导，而后又在艺术学院学习，继而拜国画大师蒋兆和先生为师。他所受的教育是传统而扎实的国画基础教育。线造型的方法是中国画的基本方法，历经千年发展，这一手法几乎已经发展到极点，而无法超越了。在这个问题上，袁熙坤借鉴了西方素描的成果：现实物质世界中，不存在单纯的线，只有面与面的交接。这种观念一旦成为一个契机进入画家的创作中，作品的面貌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他在漫长而执着的写生训练中，始终注意把握动物的结构。所谓结构分为两部分,一是具体结构,是科学性的,即动物体的解剖结构。袁熙坤不但勤于写生，同时也利用动物标本，对动物体的骨骼结构、肌肉走向、运动规律进行了极为精密、严谨的研究。二是抽象结构，是美学性的，如虚实、疏密、动感等形式美特征。具体结构和抽象结构的协调结合使他所塑造的形象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线条，不再是一种技巧形式,而是在温驯的马背下缓缓流动的鲜血,是厚重的虎爪下引而未发的爆发力。每一笔线条中，都流露出画家对生命的崇敬和赞叹。袁熙坤认为，用线不只是有利于分析一个整体形中几个变形的平面，而是能归纳众多变形的小平面，使之统一于一个“理想”的大形(这里说的“理想”,是指把“自我”赋予造型之中所达到的理想)。他遵循线为造型服务。所以，画家在创造形式美的同时，强调的仍是“神”，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写意的实质。
        中国绘画的线条具有奔放和虚实变化的自由，或豪迈大气，或缠绵悱恻……对于抒发情绪较西画更为感性而淋漓。线条在中国传统文人画中表现了一种空灵、孤独、寂寞以至冷漠的美感。袁熙坤继承了文人画线条的飘逸、洒脱，而又避免了空疏淡薄。这不但得益于他对结构的精深理解和把握，同时与他在雕塑方面的天分和努力有关。他以雕塑家的感觉强化了平面造型的空间感。他常利用空旷深远的背景强调空间的无限扩展。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宋元山水画中那种“可游可居”的妙不可言。伴随着这种把想象力引入画外的“离心力”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向心力”，即主体造型雕塑般的力度美。即使在最简洁的线条中，袁熙坤也赋予画面最丰富的空间层次：他始终以空间——运动观念去认识并塑造对象，使得那些疏简的线条造型具有雕塑的厚实与饱满。
        袁熙坤还善用简洁的油画塑造形体。动物身体曲线变化复杂，运用油画色稍不得当就易腻易板。他在用色原则上讲究一个“立”字，色彩要立得住，切忌浮泛。这并不意味着用色的黏稠、滞重，相反，是在色彩为造型服务的前提下，依据形体变化，用厚薄不一的油画色塑造大块面的转折。所以，他从不靠色彩渲染气氛，而是轻松地使用线造型与色造型在简洁的基础上达到完满的和谐。袁熙坤的艺术成就归功于他不懈的努力。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里,在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画下了大量珍贵的动物速写。他一直相信，速写对于锻炼一个画家敏锐的感觉和观察力，是最为有效的。这个时期的速写对他的创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看出，不论在他的国画创作和现在的油画作品中，都存在着对“瞬间感受”的崇尚。正是在这种转瞬即逝的“迷狂”中，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带有传统绘画所不具备的生动性。“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艺术创作犹如人生历程，永远无法重复，无论多么诚挚、多么强烈或多么苦涩、多么幸福的情感，只能体验一次。情感的不可逆性使创作活动变得极为珍贵。袁熙坤对待创作的态度严格得近乎苛刻。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面对画布，他从容自若，全心全意；而作品每次完成，他又不断审查自己，对于那些未能真正抒发心绪之作，他坚决遗弃——他不愿谬种流传，更不能容忍欺骗自己。正是在不断的严格训练和自我校正中，袁熙坤进一步完善了他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在萨马兰奇和叶利钦访华的行程中，特意安排了半小时请袁熙坤当场创作肖像写生。这对任何画家都是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动物与人同样是具有性格的生命实体，同样可以通过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其精神实质。所以，任何人在他的眼中，都是模特，是普遍的写生对象。袁熙坤牢牢抓住“形”与“神”的统一，充分展现了中国绘画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两件作品获得巨大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袁熙坤的艺术创作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艺术不是低级的感官刺激，不是沉湎于卑微的“个人意识”，更不是对技巧的任意玩弄。真正的中国艺术可以成为人类的信仰，可以重塑人类的新感性。中国艺术的哲学内涵使其独具一种优雅、高贵的气质，是我们传统艺术中深层的、可以超越时空的因素。在袁熙坤的作品中这种因素接受了现代意识的洗礼而获得了新生。他以扎实的基本功和卓越的艺术感受力，为中国现代绘画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中国油画只有具备民族性，具有现代含义，才能立足世界艺术之林，并且蓬勃发展——这是几代艺术家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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