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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在“永远创建”中的俄罗斯文明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9:51|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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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与彼得一世
      俄罗斯的一位著名诗人特卡切夫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对于这个俄罗斯,理智无法理解,也不能用一般的尺子去衡量。她有着特殊的气质,信任俄罗斯是唯一的办法。
      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大国,比邻而居。两国走向文明的历程不尽相同,但一样充满曲折和艰辛。在十七、十八世纪,历史的荣光与幸运曾一同眷顾过这两个比肩而立的民族。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改写历史的顶天立地的康熙大帝与彼得一世。
      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则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强国。然而,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乃至现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却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盛极而衰。
      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他们鞠躬尽瘁,兢兢业业,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康熙有着中国儒家文化缔造出的沉稳慎重,彼得却骁勇果断,毅力决绝。康熙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国势日盛之时,康熙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图景。而彼得则以残暴治国而出名。他驱赶着俄罗斯踉踉跄跄地奔向近代化的道路。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俄国仅占3.2%;而到了1700~1820年,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从一个单纯的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
      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罗斯走上了对内发展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以后的200年里,俄罗斯民族爆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能量,“从一个单纯的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强国一跃而为世界性的强国。
      而康熙遵循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把古人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康乾盛世”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却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腐败横行,百禁不绝,对外则闭关自守。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同时,其实已经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这其中蕴含了深刻的中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特质。俄罗斯和中国都具有特殊的文明,相互间的差异之一就在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性质。俄罗斯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相反,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人类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对俄罗斯的崛起,中国长期漠然处之
      俄罗斯著名学者康拉德说过一段话:“中国很少发生极端的现象,中国社会在多元对立的历史文化形态中保持着平衡。古代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天下’总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模仿,也不盲目吸收外来经验。”
      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色的封建国家,它没有与国外建立和发展商业贸易关系的内在需求。建立在这一经济形式之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当时的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将俄罗斯看作与琉球一样的须要对之加以“怀柔”的“外藩”,将俄罗斯人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来进贡的“边远化外之民”。对俄罗斯的使节,清政府总是端着高高的架子,以致产生礼仪之争。怀着这样的心态,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对俄罗斯的国情和文化产生兴趣,更不用说学习和研究。

18世纪的俄罗斯建立了中国学
      而18世纪的俄罗斯,对中国及其文化给予强烈的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开展起来,培养出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建立了中国学,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为了壮大自己,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一方面狂热地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吸吮文化养料。可是,中国却对俄罗斯漠然视之,就在俄罗斯兴起“中国热”、千方百计地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却仍然停留在愚昧可笑的陈腐观念之中。别说象俄罗斯那样派出许多商队,就连使节也派出得极为有限。俄罗斯来华的使臣和商队不绝于途,他们中的一些人写有多种周详的见闻录和考察报告,中国方面的这类文献却少得可怜,仅有图里琛的《异域录》。
      在19世纪,俄罗斯对外侵略扩张的势头更加迅猛,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成为其重要的目标。为了对中国侵略扩张,为了与其他强国在中国角逐,19世纪的俄罗斯以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来研究中国。在19世纪初,俄国政府大大增加了驻北京传教士团人员的薪金和活动经费,后来又给予这些人员(包括学生)高于过去的地位,并授以官职或荣誉称号。1818年,俄国政府对传教士团发出这样的指令:“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情报。”对与自己有重要关系的中国地区,如黑龙江流域,俄国悄悄地进行了实际调查。在19世纪,伴随着俄罗斯对华侵略的高涨,俄罗斯也出现了对华研究的高涨;在夺取了大片中国领土、攫取了巨大侵略权益的同时,俄罗斯在对华研究方面也取得惊人的成就。为了适应扩张领土、占领市场、争霸称雄的需要,俄罗斯以急近的心情了解和研究外面的世界,包括中国。为了对中国扩张和侵略,为了与其他强国在中国竞争,大大加强了对华研究;中国却与上个世纪一样,漠视俄罗斯及其文化。

两个大国的博弈:中国惨败
      晚清统治的愚昧和闭关锁国限制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天朝大国”在19世纪面临悲惨的命运,资本主义列强犹如一群虎视眈眈的猛兽,已闯入中国的大门,而俄罗斯就是这群猛兽中贪婪的一只。在接连不断的外来侵略之下,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缺乏日本那样的应变能力,没有学习强者的先进文化的决心和措施。在19世纪,俄罗斯的文化获得飞速发展,俄罗斯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中国虽然在惨遭俄罗斯宰割之后认识到俄罗斯已今非昔比,但是对这个北方邻居的日益繁荣的文化却缺乏兴趣,依然保持着18世纪的冷漠。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这时已经僵化:它既无自我更新能力,又顽固地拒不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化。两种文明的撞击造就了两个民族的不同命运。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古人云:“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的历史发展最好时期。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环境的时代,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醒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
      在向文明和谐、富足强盛的世界大国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和汲取其他国家文明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伟大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这应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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