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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建议:弥补文化断裂,提升文明传播

发布时间:2011-10-27 19:10:31|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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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世界巨变之一。中国崛起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是,若这种崛起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层次上,那等于是辜负了世界历史对中国的企盼:中国必须在文化上崛起,在一个全新的基点和视野上,创造性地吸收、诠释、复兴其5000年一贯的文明传统,结合中国当代现实,同时吸收外来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中华文明的“独特思维方式”逐步传播、影响、引导全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使全世界获得“久觅不得的政治统一、和谐、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正面临“国家形象尚不确定、内外评价反差过大”等重大战略挑战,改进、提升我国文明传播的综合能力,具有促进内外部社会环境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大政治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我国目前遭遇教育、学术、传媒三大体制瓶颈与观念瓶颈,必须迅速推行注重道德人文等内在素质的“休养生息”的文化培育政策。
      第二,必须迅速解决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存在的历史认知的误区和“文化断层”问题,从建设和谐文化的高度,挖掘中华文明传统巨大的道德资源与精神资源。
      第三,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的战略性建议。
       

中华文明传播的重大意义与基本内涵

 
      文明传播,传播什么?必然是传播优秀的可持续的特质文化。文化传播可以是任何特质的文化的传播,但只有文明传播才强调凝聚、加强、交流、派生、扩散和稳固有生命力的特质文化。

国家软实力,集中体现为“文明传播能力”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支撑;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硬实力”和表现为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教育学术水平、文化创新能力等人文领域一系列综合品质、能力与面貌的“软实力”两大部分。在知识经济、全球信息快速流通的“全球化时代”,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内外部和谐程度、有序化程度、民族凝聚力、吸附力、综合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尺、最重要的动力。
      一个国家凭借其文明传播的秩序、机制和手段,进行合理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协调、社会组织、社会协作以实现其社会稳定、进步与内外部和谐的综合能力,这一文明传播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政治涵义。

最大“战略威胁”在于“国家形象”的不确定
      从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看中华文明的传播角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目前、内外评价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侵略性的政权,但1949年以后却经常被看作一个对西方世界乃至人类基本价值构成巨大威胁的政治、军事存在。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的低下水平,使种种“中国威胁论”经常甚嚣尘上,种种“围堵中国”的政治、军事战略也清晰可见。
      任何社会都凭藉建构自身形象而实现内外部和谐的文明传播功能。从中古晚期直至19世纪初叶,“中国形象”被绝大多数西方人士描绘为稳定繁荣的文明楷模、人类道德秩序的典范,尤其在16-18世纪的“中国热”中,中华文明被启蒙主义思想家奉为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榜样,承担着启蒙世界、引领潮流的传播角色。
      良好的文明形象是中外交流、文化传播中巨大的“声誉资本”。中国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形象这一巨大的中国声誉资本,在近现代国际间的逐步流失、缺位、受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外对立、冲突,直到如今,中西关系虽趋缓和且商业合作热烈,但表面现象掩盖下仍存在着西方对中国“深层疑虑、高度防范、极其不确定、时而紧张时而松弛”的政治、军事关系等巨大传播误区。这一传播误区值得今天确立并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与文明传播能力时详加探讨。
      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深刻体认“文明传播”的重大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在《社会组织》中说:“传播指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的传递、在时间上得以保存的手段。”这一定义深刻地把握了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传播是建立、发展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稳固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机制,其各种传播手段的目标是“空间传递”(信息)和“时间保存”(文化),我把“时间上获得保存”解释为“传”(传承),把“空间上获得传递”解释为“播”(播散),合成为“传播”,即在传承文明传统与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向一切时空播散其生命信息、社会信息与文化信息的、居核心地位的重要社会机制与文明机制。

文明传播是促成一个国家内外部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在名著《帝国与传播》中,把“传播”尤其是“文明传播”视为“政治的组织与实施中”最关键的一环,在他看来,帝国的形成与毁灭、文明的稳固或早夭,都直接受制于传播机制与传播手段的变更。换言之,以往把“文明传播”或“文化传播”划入“新闻传播、信息传播”的狭小领域,是完全错误和有害的,新闻信息传播仅仅是文明传播或文化传播的手段,而不是这一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研究领域的中心内容;文明传播或文化传播的中心内容是以各种媒介手段促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协调、文化发展和内外部环境的和谐。
      总括而言,文化传播对内动员、组织、整合全国民众积极有序地完成既定的社会目标(比如现代化),对外则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形成一个和平友善、互信互利的国际环境。西方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维尔,总结人类传播行为的三大功能为“监测当前环境、促成社会协调、传承文明遗产”,如果说“监测当前环境”可以浅层次地理解为各种信息的空间传递,而“促成社会协调、传承文明遗产”即属于“时间上保存、凝聚一个国家或文明力量”的重大文明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居于人类传播行为、机制的核心地位,更关系到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的生死存亡!
      文明传播能力,是国家文化形象、文化水平、文化素质、文化生产力的综合体现,其具体内涵,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文化传承力(接续力)
      一个国家,如何体认、热爱、传承、挖掘、创造性地诠释、提升、弘扬、完善、更新其固有的文明传统与文化遗产,使之服务于当前的社会目标,是一个国家的自我确立、自我建构、自我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尺,是一种文明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与文化特色的根本之所在。
      文化传承力的核心是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漫长历史进程,任何人、任何国家或民族,除非深刻体认、虚心传承、真诚热爱自己祖先用一代代生命、青春、血泪凝成的伟大文明传统与优秀文化遗产,是无法取得任何长足的进步、内在的充实与符合人类历史规律、价值和真理性的发展方向的。文化传承力,通过一系列国家或民间的宏大历史叙事、思想文化教育学术传媒制度、国家民间各个层次的礼节仪制等方式获得表达,从国家观念、制度、法律、行政体系、政府政策到民间风俗等一系列战略性与策略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而获得具体落实,在诸如本国史与外国史在大中小学教材、教学中的地位等一系列文化传播战略与教育策略上“具体而微”地获得实现。
      文化传承力的核心含义,在于“传承而变通”,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温故而知新”,即在深透了解一种社会“新”局的情况下,重温以往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而对历史与现实之间血肉相连的错综关系,产生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更为深透的新“知”,亦即“守先待后”、“返本开新”,新旧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解、互动、协调、平衡,使人类优秀的文明传统和文化遗产在虚心继承、有效传承的基础上获得发扬、更新。
      无传承则无文化。回顾中国近代史,在对待中国5000年文明传统与文化遗产方面,始终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相当程度的偏颇,其中最大的偏颇,就是“全盘西化论”的偏颇。这派观点,基本抹杀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价值,将之判定为“没落的、僵死的、不人道的”等等,据此错误地主张“全盘美国化”、“全盘苏俄化”等不切合中国国情实际的近代化、现代化方法,流传至今,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食洋不化”、“贪大求洋”等等偏颇,在许多领域内依然顽固不化地积淀着、存在着。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若究其实质,就是一个文化传承过程与文化凝聚过程,即:将马克思主义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如今这一过程仍在深广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展开,如何有效地、创造性地传承中国文明传统与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的关键一环,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文化凝聚力(吸附力)
      一种文化或一个文明,必须有效实现“社会协调”,即把这一文明内部的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整合起来,凝聚成一种战无不胜的、广泛而深厚的民族精神、人类普遍共享的价值理想,同时,必须及时、准确、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全面开放的胸襟、放手拿来的魄力、细细加以鉴别、选择、品味、吸收、融会、创新的综合能力,是一个文明对内凝聚、对外吸附人才、资金、观念、技术、制度、资源等一切力量,具有内在持久活力和强大吸引力的最重要表征。
      在这一方面,中外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案例:远在炎黄时代,黄帝所率的原始部落本属游牧部族,但在征服蚩尤部落的过程中,黄帝部族向被征服的蚩尤部族学习了很多耕作、冶炼的知识,逐步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过上了定居耕作的原始农业生活,从而引起了“中华文明传播”的第一次高涨以及中国政教规模的重要拓展,各种文明技艺涌现于这一时期,黄帝因此被尊为“人文初祖”,中华民族从此自称“炎黄子孙”;或许不太成功的案例是:中古时代的蒙古人在欧洲、中亚、西域和中国本部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大帝国体系“四大汗国”,但由于不能特别有效地吸收、融入当地文化体系,很快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北美、西欧、澳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建设民族精神、增强文化凝聚力、吸引外来移民、吸附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更说明:文明传播的有序、协调、稳固、和谐,文化凝聚力(吸附力)的强大、旺健、巧妙,是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文化影响力(播散力)
      指一个文化在进行内部传承协调凝聚与外部吸附等社会整合过程中,不断发挥、强化其对内团结、对外影响的文化播散作用,使外部文化环境由对自己的陌生、不解、误会乃至敌对的态度,逐步转变为理解、同情、好感、合作乃至彼此融合的态度。
      文化传播的这三大能力(传承力、凝聚吸附力和影响播散力)不仅可以为一个国家内部营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与社会氛围,构建这一国家的内部整合、协调、动员、有序合作的社会机制与和谐稳定的文化氛围,更能唤起处于这个国家外部的其他国家的尊敬、信任、理解、支持与合作,从而减少敌对或猜疑,增强其迅猛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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