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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内容

发布时间:2011-10-27 19:11:39|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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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文化”这一战略中心
      文明传播能力的提升,有赖于迅速积极、不遗余力地推行“休养生息”的文化培育政策和注重道德人文等内在素质的“和谐教育、学术、传媒”三大文化体制的深度改革,有赖于有关方面对中华文明传播能力以及我国文化传播机制(宣传机制)的全新认识。
      我们认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应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重点认识并建设下列内容:
      首先,充分认识、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价值体系,对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营造内外部和谐环境的巨大政治社会意义,使我国文化传播的基本内容,紧紧围绕“构建和谐文化”这一战略中心展开。
      其次,积极合理地从中国5000年文明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中,挖掘“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和传播资源,使“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在中国博大深厚、悠远绵长、举世罕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扎下牢固深稳的精神根基,并进而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当代社会是自身伟大文明传统与优秀文化遗产的直接传人和极富改造力的继承者、发扬者,使中华文明传播能力如长河汇源、大树寻根,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基础。
      “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其根源深藏于上古时代、中国人最早提出的伟大文明理想中。尧帝在中国第一篇政治文献《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了“天下大同”这一全人类的最高文明理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则在《礼记•礼运》中更系统阐释了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由“小康”逐步趋于“大同”理想的伟大历史进程,代表着古今历史哲学无出其右的极高境界。

“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体系
      在我们所理解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体系中,《尚书•尧典》这一文明宣言,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或“中国价值观”对一切社会关系、人类关系、国家民族关系的最高概括,这一被置于全篇之首的“理想”宣示,具有雄浑磅礴、牢笼万有的精神气度,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确实(克)发扬(明)我们民族、我们社会、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德(俊德),我们就能使天下万国和平共处地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最紧要地,就是下大力量,重申、宣扬、发挥这一遗产,要告诉世人:中国人在中华文化的黎明时分,就抱有如此伟大、瑰丽而光明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应当深刻认同于这万古绵延的伟大理想,奋进不息地承担起古今一体的、伟大历史、全球文明赋予中国人的庄严使命。

人文主义思想
      再次,深刻体认、重新确立、创造性地诠释中华文明传统与优秀文化遗产最稳固、最核心的内容——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孔子在“轴心时代”(即我国西周至秦汉之际)所创立的、先秦原始儒家的基本观念“仁”(全人类友爱和谐)、“义”(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礼”(文明传播秩序、经济社会均衡、协调、稳定、有序发展)等,以此为传播基础,充分体认儒家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与当代价值,将这些观念与“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直接打通、对接、相互诠释、补充、完善,最大限度地培育国民道德素质、人文素质,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发挥巨大的文化传播作用。

“文明传播学”主题列举
      具体来说,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要在各级教育、学术、传媒、宣传机关并通过这些媒介,大力宣扬发挥、广泛培育、深入研究下列极具爱国主义精神与世界主义精神的“文明传播学”主题:
      1,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一系列伟大创造;
      2,尧舜时代中国“原始民主制”的伟大建制与“协和万邦”的具有世界大同主义精神的文明理想;
      3,《尚书•舜典》所确立的中华文明的传播秩序、传播精神与传播制度;
      4,忠敬立国:夏商两朝的文明进展与文化传播;
      5,中国人文主义的伟大日出:西周大封建的重要政治意义与西周礼乐体系的完善优美;
      6,文明传播的巨大悖论与道德困境:西周礼乐的崩溃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启迪;
      7,“从熊熊燃烧的礼乐大厦中抢救出中华文明的蓝图”:孔子思想的伟大意义与当代价值;
      8,“仁”作为全人类友爱和谐的道德基础;
      9,“义”:社会公平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与各种权力利益协调制衡的和谐社会机制;
      10,“礼”之社会分层与“乐”之社会融合;
      11,孟子等原始儒家对中华文明极富道德感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巨大贡献;
      12,老庄道家学派对个人自由的有益探索;
      13,诸子百家对凝成中华文明的巨大作用;
      14,秦汉一统局面的形成与中央集权制的当代意义;
      15,汉武帝、董仲舒的尊儒兴学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文治政府”的伟大创造;
      16,“轴心时代”(公元前1000年至前200年间)东西方几个大文明的兴衰;
      17,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灵魂说:古希腊极富超越感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深远影响;
      18,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古罗马的统一帝国;
      19,罗马帝国的瓦解与基督教的兴起;
      20,东汉帝国的瓦解与佛教的中国化;
      21,魏晋隋唐:从特权制到科举制;
      22,盛唐之包容、吸附与开放,唐末之乱;
      23,“中国文艺复兴”:北宋重振与“新儒家运动”的兴起、南宋移民之伟大爱国精神;
      24,“中国梦”:蒙元大帝国与马可•波罗来华;
      25,“中国梦”:明帝国的繁荣与利玛窦来华;
      26,“中国梦”: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伟大论断;
      27,欧洲文艺复兴:极富个人生命感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潮、浪漫主义的“希腊梦”;
      28,狂飙突进:工业革命、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吸附世界人才、资金、想象与欲望的“美国梦”;
      29,从华夷一体到满汉分隔:清帝国的统治危机;
      30,茫茫九派流中国:对中国现代化的百家争鸣;
      31,沉沉一线穿南北:救亡图存的伟大民族觉醒;
      3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独立、稳定之价值;
      33,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与积极探索和谐文化的伟大意义……

文明延续的历史使命
      现代国学宗师钱基博(1887-1957)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之所以能挺立于天地之间,必有一种足以挺立的伟大精神存在于国人心中,而这种精神,必须透过宣扬、培育一种对本国以及外国文明大趋势、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深度自觉,并透过这种深度的自觉与认同,从而油然产生出一种深邃的“文明延续感”和“历史使命感”,唯其如此,才能培养出人的“道德情感”,促使人摆脱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为了名利而名利的“无根基感”,最终勇于承担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当今教育、学术、传媒、宣传机制的最大盲区,恰在这里:一个毫无历史感的俗人,无论多少知识、学历、权力和资产,也不能被造就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为民族和人类事业奋进不息的君子!
      最后,在“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当代综合、儒家人文主义对中华文明传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其价值目标的古典综合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第三度综合”,即将注重社会责任、自我克制与道德秩序的儒家人文主义,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注重个人权利、自由、满足与生命愉悦的西方人文主义伟大遗产直接打通、对接,相互诠释、修正,从中提炼出以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利与责任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人类价值之间,彼此尊重、协调、互补的“和谐的人文主义”(暂名),以这种中国式的“和谐的人文主义”为中心,建构起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体系、信念体系、文化传播体系,从而使中华文明传播能力处于全球制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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