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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的战略性建议

发布时间:2011-10-27 19:12:04|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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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略地位的突出
      第一,以“和谐社会”伟大理论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思路为引导,在全国推行“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和谐的人文主义”伟大精神的教育、学术、传媒、宣传战略,将这一文化发展与文化传播的重大战略,迅速置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突出地位。
      利用一切文化力量(教育、学术、传媒)和媒介手段(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影视、网络、各种高端论坛、信息发布、广告、街头标语牌等),大力弘扬、宣传、传播饱含中华文明智慧与历史经验、被各大文明体系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中国儒家人文主义、道家以及佛教智慧中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可持续思想,尤其是从炎黄、尧舜开始、中经孔子奠定、下至岳飞、文天祥等仁人志士所组成的、深深浸透在中国、东亚乃至全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伟大道德象征谱系,这一“光荣谱系”不仅是全民族道德教化最根本最丰富的资源,更是中国文化继承、发展与传播的精神基础,这一道德传统或象征谱系,对全球各文明具有普遍感召力,应当成为文化战略与文化品牌形成的精神核心。

继承中华学术教育传统的精华
      第二,当代中国的教育学术体系,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继承以及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确选择、诠释与传播,严重缺乏道德素质、人文素质的积极培育,造成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庸俗浮躁的流弊。目前应当迅速从修订大中小学教育大纲入手,普遍开设传统文化课,将思想品德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举世尊崇的修身方式充分结合,将学生身心品格、道德操守与对学生的智力水平的评价、选拔、招考、录用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开设西方文化的诠释课程,培养学生鉴别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能力,逐步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西方文化精华的吸收融合确实在中国教育学术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
      成功的范例比比皆是:自晚唐直至现代、绵延1000年以上的中国书院教育传统,积累了从根本上补救科举应试教育僵化模式的丰富而有效的经验,从幼童到国子监祭酒如何诵读经典、师生之间如何讲习经典、交换批改彼此日记、共同以道德情操相砥砺的故事千年流传、万古叹美,影响深入东亚各国,韩国、日本至今还有书院学生清晨登山大声背诵《大学》、《弟子规》等中国修身经典的传统;兴盛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青少年读经活动”也回传中国大陆,影响更加深远。

培养培训中华文化思想的优秀传统
      第三,由中央统筹,对全国中层以上干部迅速深入地实行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培训,加强、加深全国知识精英、管理精英对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道德修身传统的基本认识与自觉,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把握,更为目前任重道远的反腐倡廉、执政为民、提高效率、改善社会风气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德精神资源。
      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它与当代世界文化潮流的结合点,恰正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原始儒家思想中那种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社会和谐共存、平等互惠、绿色和平的社会潮流非常合拍,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传播与交流的文化基点。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不仅要将传统文化的修习课程列入大中小学统一的教学大纲,更应当鼓励并资助各种教育、科研、社会机构开办独具特色的国学、西学研修课程与研究项目,让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的精华从书斋、高端走向民间、大众。

改革学术体制
      第四,迅速改变纠正目前以论文发表的数目和规格衡量教育科研质量的错误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中国教育、学术、科技、文艺领域积极合理的管理机制、评价机制与创新机制,逐步恢复中国作为世界思想学术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目前国家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投入教育科研,各种项目林立,但耗资不少却收效不佳,原因就在于不遵循教育科研的基本规律,以急功近利的经济模式、标准化工业生产模式管理、评价教育学术,造成中国核心竞争力的落后。
      百年树人、树文化。文明传播能力的提升,根本在于教育、学术、传媒体制的深度变革,即在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文化培育政策(详前)的基础上,迅速开展“和谐教育、和谐学术、和谐传媒”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大力推展“文化松绑”、“文化培育”、“文化和谐”的社会风气,解放全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创造力、传承力、凝聚吸附力、影响播散力,使中国教育、学术、传媒走上和谐、安详、博大、深厚、雍容、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推行“休养生息”的文化培育政策和“和谐教育、和谐学术、和谐传媒”,是拯救民族文化未来的紧迫问题和战略问题,必须马上研究、讨论、施行!

建立国家文化发展的最高领导机构
      第五,根据以上认识并参考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议由中央统筹,创设一个直属党中央、国务院的“国家文化发展委员会”,统一研究、规划、设计、组织、实施、审核、管理全国教育、学术、传媒、宣传事务,统一制定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立法体系、文化行政管理体系、文化发展政策与文化传播策略,成为管理全国文化事务的最高机关。
      在“国家文化发展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迅速构建起一个积极、合理、有效地弘扬中华文明传统、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当代和谐文化的教育、学术、传播、宣传的国家政策法律体系,以国家立法、行政等多种手段,在大中小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体系、各种培训课程、学术评价系统、传播媒介、公共服务设施、各级宣传机关等,普遍设立相关课程、指标、栏目等,以法律、行政手段确保这些优秀人文内容,在各种教育、学术、传媒、宣传系统中的牢固地位和相当规模、层次的体现,这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最根本、最关键的步骤!

凝聚和发动中华文明传播的各种力量
      第六,为了研究、确立中国文化继承、发展、传播的国家战略与民间战略,比如设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机构”,以专门机构从事这一战略的设计、规划、实施、检验、奖惩,鼓励从国家机关到民间团体的一切社会力量弘扬中华文明传统、传播人类优秀文化遗产,逐步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化传播体系。
      加强中西方文明之间各个层次的对话、交流,宣传“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与优秀遗产。目前尤其紧要的是在中美之间、中欧之间以及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战略性的文明对话,以宣传“和谐的人文主义”观点,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高端人士的支持,树立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减少国际间对中国崛起的各种疑虑。
      迅速开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与“文明传播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设立专门机构、聘请相关专家、投入国家资金,在国家文化继承、发展、传播战略的设计实施,中华文明对内对外传播、中西文明之间的战略对话、交流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总之,如何迅速、积极、有序地形成比较合理、有效的文化传播机制,以思想解放、制度创新带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产力的大解放、大飞跃,保持、培育、提升中国的文明传播能力,最终促使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再铸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不仅是本课题关注的焦点与探讨的中心,也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最深基础。
      “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晏子春秋》)一切受中国文化哺育的人,都负有复兴中国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的历史使命,都应当为这一历史性目标奉献力量。
      人文中国,魂兮归来,文明中华,如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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