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宁娟 王海军 供图/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执行/立山
他叩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还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安特生。
安特生何许人也？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安特生绝非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如果说他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序幕的话，相信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极大兴趣。的确，倘若没有这位远道而来的瑞典老头儿，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恐怕要推迟很多年，而中国近现代考古史也将因此失色不少……
那么，瑞典人安特生怎么会来到遥远的古老中国呢？他在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这一切，要从92年前说起。
初入中国
那是1914年的春天。这个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sala Univ.）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他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
……
寻找“龙骨”
1914年（民国三年）5月16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是那么神秘而又美好。他的内心被兴奋、惊喜、冲动、希望、梦幻与理想等等诸如此类的感觉填充着。尤其是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山川大漠的瑰丽壮美与奇风异采，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文明的伟大。正如安特生后来所记述的那样，“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大干一番。
……
发现“北京人”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
……
仰韶文化之父
当然，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在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
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
文物归属问题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
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
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
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从学者回归到学者
安特生，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名字。1914年，他是作为中国政府的矿政顾问应邀来到中国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怎样利用这样一个地质学家，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使他先是在地质学上，继而在史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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