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晖  摄影/郑云峰  执行/立山
　　
　　在敦煌、云岗、龙门三大石窟艺术之后，9～13世纪的大足石刻显示了外来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在中国发展的最后成果：完全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日常生活的艺术载体。也因为这一点，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始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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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造像史
　　据《蜀中广记》记载：大足于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置县，隶属昌州，“大足”取“丰足”之意；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宝顶山有巨人迹”。所谓“巨人迹”，是指县城东北的宝顶山圣寿寺山门外的“佛迹池”，池底刻有一双长1．8米，宽1．1米的大脚印，相传这就是大足最早的佛足造像，“大足”之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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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年间，大足石窟共造像40余处，5万多尊，规模宏大。据记载，13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大足曾两度遭受兵燹，宝顶山圣寿寺两次被焚，两次重修。进入元朝，昌州和大足分别被废弃，并入合州，大足遂失去了州治的中心地位。这一活动重心的丧失，不仅导致大足造像行为的停滞，同时也导致大足沦为了偏僻之地，大足石刻随之沉寂在青山翠岭之中，不为人知。艺术的光辉隐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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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中国化的终结者
　　韦君靖凿造的第一尊造像是“毗沙门天王像”（北山佛湾第5号窟）。毗沙门天王头戴高方冠，肩后饰牛角形火焰，顶后有圆形头光。最奇特的是，这个印度神话中的佛教护法之神，上身居然披着一件纯中国式的两裆式锁子甲，身躯魁梧、表情英武，活脱脱一位唐代将军！作为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最高成就，大足石刻落到石头上的第一刀就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化的特点，这第一尊“毗沙门天王像”就是最好的例子。从这第一刀开始，大足石刻开始了它区别于敦煌、云岗、龙门三大石窟的独特的造像艺术历程。
　　大足石刻的申遗报告把这种历程总结得非常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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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和谐相处的典范
　　毫无疑问，孝道是中国本土的儒家观念，“人之行莫大于孝”。大足石刻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吸收了儒家的核心概念，所以呈现了大量的孝道石刻。加之两宋之际正是理学的发展时期，遂形成了大规模的崇孝风气。不管庙堂还是民间，孝道，成为了事关人伦的最重要的基础。同时，理学本身恰恰又是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这一特点在石篆山摩崖造像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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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世俗生活画卷
　　尚不惟如此，除意识形态的交缠互动之外，公元9～13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更是活灵活现、立体逼真地呈现在大足石刻的角角落落。据统计，在大足的全部造像中，牵涉到的有帝王、文臣、武将、胥吏、狱卒、刽子手、僧侣、富人、平民、牧童、养鸡女、卖酒郎、囚犯、乞丐、民间艺人等等数不胜数的人物形象，有帝王的冕旒、武将的盔甲、文臣的冠履、胥吏的幞头、平民的素服、牧童的草帽、婴儿的开裆裤等等数不胜数的人物装束，有经书、宝塔、刀、斧、剑、箭、船、秤、扁担、挑篮、齿轮、抬杠、枷、行刑木柱、托盘、锅、桌、椅、草帽、斗笠、钵、铃、扇、盆、碗、笛、鼓、柏板、毛笔、纸、砚等等数不胜数的富于时代特色的各种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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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的先人，公元9～13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真的像在大足石刻上凝固下来的那样存在过；原来，公元9～13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居然还有机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原来，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真的能够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和谐相处，水乳交融……
更多请见《文明》2006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