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羌  钱汉东  摄影/郑云峰  执行/立山

洋人发现的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与一个瑞典人密切相关，这个人就是安特生。（关于安特生的详细报道，详见本刊2006年8期《安特生：他发现了“北京人”》）
　　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田野考古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门新鲜的学科。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没有明确的石器时代遗迹，但是瑞典人安特生决心填补这一空白。
　　安特生的考古调查活动是与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进行的，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的北方地区。1920年秋天，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前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意外地带回了多达600余件的石器标本，这些石器出自一个叫仰韶的村子。安特生立即意识到，这个村子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石器时代遗址。第二年，安特生在仰韶村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们在此次发掘中收获丰富，收集到了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正是这次发掘，发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断面，史称“仰韶文化”。
　　在随后的几年中，安特生始终被一种强烈的发现欲望驱使着，他深信可以找到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古文化。
　　民国十二年(1923年)，安特生从河南出发，逆黄河而上到了兰州，他认为中国更早的古文化应该在黄河上游。到了兰州之后，他四处寻找、捕捉彩陶的踪迹，但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彩陶为何物。安特生在当地的旧货市场上反复寻找，终于从一个卖烟渣商民的货摊上，找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器。他仔细询问了商民，得知彩陶来自临洮，决定立即赶到临洮。当时兰州至临洮还没有汽车，他就雇了一匹马，骑到临洮。
　　到临洮之后，安特生先后沿洮河徒步而行，不辞辛劳，费尽周折。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临洮县城以南10公里的马家窑村。马家窑村一带是个很大的古代遗址，在沟坡的断崖面上不仅暴露有深厚的文化堆积灰层和灰坑，而且随手就能捡到古老的石器和陶器残片。最令安特生激动的是，许多与石器共存的陶器残片上都绘有美丽的纹饰。安特生敏锐地感觉到，这些纹饰昭示着一种尚不为人知的古文明。他用半年时间考察了马家窑的陶器，然后定名为“仰韶期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彩陶器的造型特点是：器型优美，线条流畅，花纹精美，最大直径靠近陶器的肩部。典型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以流畅而生动的黑色线条作画，其花纹多为水波纹。
　　第二年，安特生又相继在广河县发现了半山类型，在青海乐都县发现了马厂类型，他把这两种类型都归于甘肃仰韶文化。半山类型彩陶，从器形上看，其最大直径靠近腰部，从绘画特点来看，由黑红两彩组成，黑彩上都带有明显的锯齿纹，图案绚丽而精美，其花纹继承了马家窑水波纹，进而夸张地绘画成大旋涡纹。半山的图案在后期演变中，水波纹的中心点被逐步放大，画上了表现田园的四大圈纹。马厂类型彩陶则承袭了半山彩陶的四圈图案，随后把四圈减成两圈纹，在另两个侧面画上蛙神纹。其陶器的造型特点更像一个圆球体向下延伸出底部。其绘画特点是去掉了半山彩陶的锯齿纹，将红彩直接涂成底色，在底色上以黑色线条表现图案，而且画得很粗犷。
    在甘青的一系列考察完成之后,安特生满载成果回到北京。之后，他看到了一份由美国学者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发表的关于安诺(Anau) 遗址的发掘报告。报告中发表的中亚土库曼一带分布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图版，竟与仰韶遗址的彩陶惊人地相似。报告认为，安诺文化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随后安特生在他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将马家窑文化列入甘肃古文化六期中的“仰韶期”，同时他还提出，“甘肃所出较多之彩色陶器，吾人亦不敢认为是真正中华民族之品”，“彩色陶器之故乡，乃近东诸部”，由此引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对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巨大的开创之功，但他的分期与文化起源论是错误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尹达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安特生对于各遗址年代的推测，自有重新估计的必要”，最早明确地指出了安特生的错误。
　　1945年，夏鼐先生在到临洮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获得了许多甘肃仰韶期的遗物。通过对遗物的分析，他认为安特生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颇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他认为，“不若把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
　　解放后，经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马家窑遗址实地进行考古发掘之后，根据三种类型文化分布的地层关系和碳14测定的数据最后确定，马家窑类型产生于距今5800年至4800年之间，半山类型产生于距今4800年至3800年之间，马厂类型产生于距今3800年至2800年之间。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正式使用了“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由安特生命名的甘肃仰韶文化，其内涵以马家窑文化为主，其中主要的彩陶类型，基本都属于马家窑文化。

回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又延续发展了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长达2700多年的彩陶发展史上，马家窑文化以其极富变化的器形、绚丽多姿的图案，成为世界彩陶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这种伟大的奇观，连同它的创造者——古羌人，为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家窑文化，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其中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的泾、渭水上游，以及白龙江、湟水、洮河、庄浪河和清水河流域；半山类型分布范围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但已逐渐西移；马厂类型的分布则更为向西。
　　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在平地上起建的；房屋的平面形状有方形、圆形和分间三大类，以方形房屋最为普遍。方形房屋为半地穴式，面积较大，一般在l0～50平方米，屋内有圆形火塘，门外常挖一方形窖穴存放食物；圆形房屋多为平地或挖一浅坑起建，进门有火塘，中间立一中心柱支撑斜柱，房屋呈圆锥形；分间房屋最少，主要见于东乡林家和永登蒋家坪，一般在主室中间设一火塘，侧面分出隔间。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经发掘的有2000多座，墓地一般和住地相邻，多为公共墓地。墓葬排列不太规则，多数为东或东南方向。葬式因时期和地区不同而有变化，一般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和二次葬。墓葬内一般都有随葬品，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少数随葬粮食和猪、狗、羊等家畜。有的墓地的随葬品，男性多石斧、石凿等工具，女性多纺轮和日用陶器，反映出男女间的分工。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着差别，而且越到晚期差别越大——有的随葬品多达90件，而有的竟一无所有。这种贫富差别的增大，标志着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和中华文明曙光的来临。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这些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
    在中国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比例最高，而且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量新出土材料的积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逐渐形成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破译彩陶之谜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正值中国军阀混战时期，连年战乱，加之政府频繁更迭，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遥远时代的文明信息。随后又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又遇到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后，马家窑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才被各级政府所重视。1981年马家窑文化遗址被甘肃省重新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家窑文化在考古学上已确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对马家窑文化在艺术、社会学等领域的独特内涵，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也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机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1996年，甘肃省临洮县一些有识之士成立了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先生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经过他的深入研究，马家窑彩陶图案画中的一个个谜团终于被揭开了。
　　首先是对“卐”字符号的解读。在马家窑彩陶图案中，多次出现圆圈内画着“卐”字符号的图案，王志安经过缜密研究，大胆推测“这种图案表达了先民对太阳的崇拜”。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图腾崇拜的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有限，因此先民们对那些难于把握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常常出于猜测。这种猜测完全是以直观经验为依据的，即不能把人与自然截然分开，于是他们很容易将自然现象和动物人格化，将人的意识加在它们身上。
　　每天都会起落的太阳是先民们首先要“认识”的自然现象。古代的先民观察太阳时，猜测太阳是一种伟大的精灵。当太阳离开的时候，漆黑和恐惧也就来临了；而当它出现时，黑暗和灾难就被赶走，光明随之到来，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于是先民便对太阳产生了恐惧和崇拜，“恐惧创造神”，太阳成了先民崇拜的偶像，这是一种“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表现。
　　如果圆圈是先民们心中最崇拜的太阳，那么太阳里边的“卐”字符号上为什么通体都画上了毛呢？王志安认为，这个图案表现的是飞翔的太阳鸟。先民们无法用天体运行的知识去解释太阳绕着地球运转的现象，所以他们认为，太阳之所以每天从东向西运行，是因为太阳鸟的飞行。后来，太阳鸟的图案越来越抽象，头部略去了眼睛，且左翅向下，右翅向上，形成了一个似乎能转动的“卐”字符号，这个符号就有了轮回往复的涵义。也就是说，“卐”字符号起源于对太阳的崇拜。这个发现也表明“卐”字符号至少在史前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和形成。而且，正因为“卐”字符号有轮回往复的理念在里边，后来被主张人的生命是可以轮回转世的佛教选为佛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王志安通过马家窑彩陶画工具、颜料及用笔方法的分析，认为马家窑彩陶画是远古的中国画，“中国画的人物画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这个观点虽然颇多争议，但至少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更多请见《文明》2007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