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鲍昆  摄影/朱宪民

　　朱宪民摄影手记：悠悠黄河情

　　我是从黄河岸边走来的，黄河就如同我的母亲。

　　1976年初，我怀着深深的思乡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踏上了这片土地，就如同见到了暌隔已久的母亲，我激动得眼前似雾似雨。

　　1978年春，我带着一种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怀着反思后的清醒重返故乡，开始了《黄河人》的拍摄。二十几天的辛苦奔波，我将自己融入了众多的为我所熟悉而又陌生的父老兄弟姊妹之中。无论是在熙来攘往的集市中，还是在人迹稀少的黄河岸边上，目光所及，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黄河人，他们勤劳忠厚、默默无闻、宽宏大量，他们没有奢望，只有付出，肩负着生活的重载，心中充满着真情，这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基石。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可贵气质与博大胸怀。

　　时隔三年，当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时，故乡的变化让我目不暇接。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商品经济也在撞击着我的家乡。都市人的时髦在这里已不再陌生和怪异，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天下来，我疲惫得头重脚轻，但却满载而归—我拍摄了数千幅《黄河人》的众生相。

　　随后的这些年，我又无数次回到黄河岸边。在《黄河人》的拍摄中，虽然备尝艰辛，我却感觉甘甜；虽不能说完全领悟了摄影之真谛，却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正是如此，我才真正对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黄河人》的创作给了我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反映生活，向生活深度和广度拓展的契机，也给了我重真情、不粉饰，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醒悟。

　　黄河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首永远也弹奏不完的雄浑的交响曲，是一个令人永远沉思冥想感慨万千的故事，我愿将我的全部激情随同奔腾的黄河一起融入这蓝天大地。

　　朱宪民—黄河人

　　在整个新时期摄影家的风云人物中，朱宪民是一个颇具传奇的人物。他从1978年离开吉林进入北京，从一个普通的中国摄协的工作人员到今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位置上的升迁就算是一条笔直的红线了。其间他还做过一个杂志的主编和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朱宪民都实现了。他这段传奇的经历，恰好和整个新时期的历史重合。所以，解读朱宪民就是从一个角度解读新时期摄影的部分历史。

　　朱宪民，一个生长在山东和河南交界的黄河岸边的农民子弟，从小聪颖，对未来一直有着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好像并不实际的人生梦想。1959年，不安分的他，从家乡出发独闯关东，到辽宁抚顺投奔姨妈，并经人介绍在照相馆做学徒。这是一份再好不过的工作，因为照相馆在落后的中国一直是一个最具文明特征的行业。朱宪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直到1963年考到吉林省戏曲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舞台摄影，终于实现了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梦想。从小就显露出视觉艺术天赋的朱宪民，命运也似乎分外垂青于他。在解决了身份问题之后，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对他毕生从事摄影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一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于祝明先生，一个是吉林画报社的郎琦先生。前者给了他与照相馆完全不同的摄影意识，后者则将他引入了专业摄影记者的行列。

　　1968年，朱宪民从戏曲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被郎琦推荐到《吉林画报》当了一名正式记者。这一人生转折，才是朱宪民摄影生涯的正式开始。那个时代的摄影记者，唯一的任务就是结合政治形势进行宣传报道，所以朱宪民也练就了一套摆布、导演、用摄影遮蔽生活真相的本事。这种从新中国解放以来的拍摄方式，长期是中国摄影记者基本的工作方式。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朱宪民的命运再次出现重大转折。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国摄影学会（现中国摄影家协会，1979年由学会改为协会）负责人之一的老摄影家吕厚民，到吉林视察工作，认识并看上了年富力强的朱宪民。在他积极地筹谋下，这一年朱宪民借调到北京中国摄影学会，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