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所在的邱县路十号大院“德盛里”，是一个五边形的3层楼院，建于1914年至1919年间，是20世纪初青岛兴建的许多“里院”之一。当初住进“里院”的居民，大多来自邻近农村，连带把同村、同姓的人际关系也带了进来，又因为同为社会中下阶层，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曾遇到些难处，需要帮助；而在“里院”中，每户人家的房间往往只有十几平方米，有的还需两家合租，厕所、水源都属公用，形成“里院”特有的人际互动。

　　十号大院里有50多户人家，平日邻里间如一家人似地相互称呼、往来。新搬来的住户很快便会以自己的年龄确定辈分，然后与里院的邻居以“大爷”、“大娘”、“大叔”、“大姐”相称，完全融入这个群体。平时，你家做饭时没有油，便会让孩子去东家“借”一勺；明天西家忘了买盐，又会到你家要一撮；今天你家包饺子，会给左邻右舍各送去一盘；明天他家煎了鱼，便会给你送来一条。特别是在遭遇不幸时，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院生活使你时时刻刻感受到那股无所不在的人情味儿，从不会感到孤独无助。

　　记得在60年代，邻居王大娘的女儿为了过年没新衣穿闹别扭，母亲听说了，就让姐姐把自己新做好还舍不得穿的新衣借给那小妹。在大院中，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与搬进新式楼房多年还不知对门姓啥名啥的冷漠相比，充满人情味儿的大院，让许多老人难舍难弃。

　　不少搬进新式套房的年轻人感到寂寞时，也会回到这里，重温往日情怀。

　　许多十号大院的住民都有“外号”，让人可以透过这些传神的昵称，了解其人其事。住在大院一楼西北角的那位大嫂，被大伙儿称做“老茅房的”，因为她住的那个位置，在大院翻修前曾是一处公共厕所。当然，这称呼并无恶意，可能只是刚搬来时，邻里间还没弄清她的身份和来历，交谈间一个简明的指称词罢了，然而时间长了，大家也不追究真名实姓了。大院一楼东侧的那家人来自山东淮县，因为淮县方言中“二哥”读做“LE　GUO”，与青岛当地话差异很大，于是一家之主便被称做“淮县二哥”，他的妻子则成了“淮县二哥家的”。更有趣的是，一位主妇因为胸部大，还被大院人叫做“大奶子家的”。这些“外号”不只背后叫，当面也叫，当事人毫不介意。

　　十号大院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汇成了百年老院的历史，也汇成了一个社会的发展史。

　　不少搬进新式套房的年轻人感到寂寞时，也会回到这里，重温往日情怀。

　　十号大院是座百年老院。隔壁的住房里曾住过来自掖县，在小港码头上拉大车、扛大包的兄弟俩，我们叫他们“四大爷”“五大爷”。40年代，兄弟俩回乡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由于收入少，他们只用木板支起两张床，中间放上两只木箱一隔，便成了两家人的新房，就在那儿生儿育女。里院里还有许多类似的家庭，但这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准提高，许多人买了新房搬了出去．但仍有些住户，如我家左邻和右舍的两对中年夫妻，正为儿子逐渐长大、生活中出现许多不便而发愁，连夫妻俩想亲热一下，都得等儿子睡着或上学后才行。

　　拥挤狭小的居住空间，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邻里间也常因为一些碰碰磕磕而发生争吵不快。但在长年的相处中，大院人总能找到化解的办法，使生活能在融洽中进行下去。生活中也常发生一些让人想起来会发笑的事，如在公共厕所里，你常会听到里面张家大娘与李家大姐、或是王家大哥边方便边话家常，这怕是在独户套房里“闻”不到的风景。

　　“位卑未敢忘忧国”，不便的大院生活方式和低下的生活水准，并没有影响大院父母们对下一代的期盼。大院人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他们期望孩子们能考上好学校，能学习各种技艺，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是，楼台、过道，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都成了孩子们读书和学艺的空间。与居住条件好、有自己书房的孩子相比，大院父母的期盼，孩子的刻苦更让人感动。

　　老习俗在这里保留着，年节时孩子们回到大院与老人们团聚，使得大院的年节特别有滋味。

　　由于大院的老住户多是从农村迁来的第一批移民，他们也把许多农村的节日庆典习俗带到这里。这些年，尽管许多年轻人搬离大院，但怀旧的老人们仍守在这里不肯离去，这些习俗也保留着。年节时孩子们回到大院与老人们团聚，大院的年节因而特别有滋味。

　　每年春节，大院老人们扫尘的扫尘，发面的发面，在窗上贴红纸的忙着贴红纸，冬日灰色调的大院里出现了许多跳动的鲜艳色彩。

　　过完年后，大院人又开始数着日子盼“二月二”，家家忙着炒豆子。“二月二”过后，又盼着五月初五端午节，早早地东家飘出了棕子的香味，西家插上了祛毒避邪的艾草。记得小时候端午节早上起来，竟然发现自己的手腕上、脚踝上都扎了五彩线，母亲说下雨天把它们解下来放到水中便会变成一条小龙，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平日里谁家的孩子结婚，东屋西舍就会帮着缝制被子、绣窗帘，如同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一样。大院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中有着许多生气，清贫中显得那样充实。

　　母亲没有进过学校，但她用淳朴自然的方式，给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让我受益终身。

　　我的母亲出生在山东掖县的贫苦农家，3岁时丧父，从小跟着守寡的母亲过苦日子。母亲22岁才出嫁，27岁时随父亲到了青岛，到青岛不多久就在邱县路十号德盛里大院三楼上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下来，自此再没离开。

　　刚开始的日子，家里靠父亲在街头摆地摊拉巴着五六个孩子，过着吃了这顿不知下顿的日子。尽管生活艰难，母亲从不退让。她始终以“人穷志不穷”来教育我们。平日里她做的饭总是先送给在街上摆摊的父亲，然后才回来与我们一起吃。为了让我们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她总是在我们睡下后洗衣服，然后设法弄干，板板正正地叠好，第二天早上让我们穿上。没有钱，不能上官办学校，母亲让几个哥哥到教会小学读书。买不起本子，就讨要些旧账本拆开，再反过来叠好钉起来用。在与邻居相处中，母亲同情弱者，遇有不平事，她敢于出面抗争。母亲在“内政”和“外交”的许多作为，让她得到了大院邻居的敬重，以至于有了“厉害的任大娘”、“爱管闲事的任大嫂”这并非贬意的称呼。